四季度半软炼焦煤谈判“陷入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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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设定的本年度GDP增长目标为8%，现在仍然远远高于这一速度。这种观点有其现实依据，即中国转型因为缺乏动力与压力而继续在旧的轨道上狂奔，这会继续恶化结构性矛盾。

他们的悲观来自中国仍然在传统道路上前进，而几乎没有对这种危险做出反应。这些争论并非是对现实的解读，而是基于现实，在不同的轨道上对未来作出的预判。这种观点主要是对中小企业倒闭潮、股市大跌等产生恐惧，而无视通胀压力越来越高，投资与GDP增速仍然居高不下的事实。但是，与其他成功转型的国家不同，中国缺乏以社会保障为基础的安全网，硬着陆带来的民生问题会恶化改革的条件，为解决现实的重重问题消耗大量精力与资源，会让改革更加遥遥无期。这些密集出现的观点并非西方做空中国的阴谋，而是人人皆知的客观事实，即中国如果不改变依赖投资的发展模式，将会被投资过剩淹没，并产生大量金融坏账。

他们从逻辑上得出，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仍然以目前的方式走下去，经济硬着陆会迟早发生。这种忧虑与产生的干扰可能加重市场的迷茫，似乎要逼向自我实现。这导致的一种后果可能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口号喊了许多年，已经喊到近乎麻木。

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每100个中小学生的老师数量增加1人，在长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上升1.07个百分点。我们发现，从短期到长期，到中心大城市距离和到最近大港口的距离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要讲清楚地理的作用，就先要看清楚中国的城市体系。进入 陆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转变发展方式 地理决定论 。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具体来说，投资占GDP比重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长期内显著性下降且影响为负。

在新一轮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中，地理有多重要是个核心问题。具体来说，在6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距离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大港口越近，城市更靠近国际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果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继续增大到1500公里以外，到达国内外市场的运输成本均较高，不利于经济增长。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城市并不是孤岛，它们是一个个相互依存的生命。教育重要，但没人愿意为后人做嫁衣。地理和政策：谁更重要我们的实证研究还比较了其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不同时期内的变化。经济增长主要是个长期的问题，既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地理如此重要，那么，其他经济政策可控制的变量是否可以缓解地理的劣势呢?我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变量(以师生比来度量)可以被政策所改变，并且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这种正面影响仅仅在长期的范围里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也比短期和中期的系数更大。

教育资源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之后，到大港口的距离为600公里的地方，年均经济增长率要比大港口周围低约4个百分点。

请注意，中国的国土只有一面临海，并且有大港口。谁还愿意投资于教育这下明白了吧?地方政府热衷于用争取投资和政府转移的方式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也迷信投资和政府干预是有利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增长的，在短期内，这的确不错。

换句话说，即使要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正确的方式也应该是投资于人，而不是直接投资于生产。相比之下，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短期为正，但到长期却不显著，甚至为负。我们的研究说明，如果的确可能找到一些政策在长期内缓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劣势，那么，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这样的政策不是投资，也不是增加一般性的政府支出，而只能是教育。这导致的一种后果可能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我们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地理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作用，而且比较了它们对一年的短期增长、五年的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1990至2006年间)的影响有何差异。即使对于一个远离港口的城市来说，参与国际贸易并无优势，它也至少不能远离区域性的中心大城市。

当前，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不过几年，还经常被委派到异地任职，而其晋升考核又主要基于GDP增长和招商引资，在这样的机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的恰恰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

在区域层面上，中国还有很多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到这些大城市的距离可以度量区域性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互动的成本。相比之下，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特别是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体系在地区间的分割，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仍然是不自由的。实际上转变了没?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投资推动加出口推动，而这背后，在根本上，其实还是因为政府推动。

忽视地理的观点推向极致，会认为可以将倾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抵消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劣势，从而获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在理论上可以推断，如果要素——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了，将有助于缓解地理对于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性。无独有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市体系是多层次的。

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唐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迄今为止，由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市场分割，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仍然受到制约。

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政策手段就是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在整个国家层面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是三大经济中心，这三大中心的核心城市上海、香港和天津又分别是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和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主要出海口，因此，到上海、香港和天津的距离就反映了在国家层面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和国际市场互动的成本。

而距离大港口远到一定程度之后，即在600～1500公里的范围内，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有小幅度的下降，距大港口远更可能发展国内和区域贸易，增加本地市场需求，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于是在距离大港口大约1500公里的地方，形成了城市体系的次中心，但这个次中心的增长率还是赶不上大港口附近。同样有警示意义的是，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也是显著为正，但长期内不显著，短期内的促进增长作用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促进了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但过高的政府支出水平也将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长期内可能抵消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科学的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这大概是对科学发展观最为经济学的诠释——既然如此，对地理和政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科学地评估一下迄今为止，由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市场分割，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仍然受到制约。具体来说，在6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距离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大港口越近，城市更靠近国际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忽视地理的观点推向极致，会认为可以将倾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抵消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劣势，从而获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唐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这导致的一种后果可能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口号喊了许多年，已经喊到近乎麻木。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市体系是多层次的。即使对于一个远离港口的城市来说，参与国际贸易并无优势，它也至少不能远离区域性的中心大城市。

如果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继续增大到1500公里以外，到达国内外市场的运输成本均较高，不利于经济增长。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政策手段就是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